新京报:知道有警察掉下去,你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侯盼:因为开始不知道是谁,我立即让队员报数确认身份。后来知道是一位警察遇难,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和知道情况的队友一直在雨里沉默,直到天亮。还有一些队友在后面,不知道确切的情况。

“我们要做的是行动而非辩解”

新京报:这段时间对你还有队友,应该都是一种煎熬,你的心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侯盼:作为领队,我和压队(跟在队伍后面保护或监督)小唐当时做得更多的是总结技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报警是否应该,这些问题。当时想到的多是活人的教训,而没有去想一个生命的消失。

 

 

“黄山门”事件发生后,他遭到人肉搜索,收到各种谩骂的短信和电话。他作为18个人的代表,接受媒体的采访。

处于漩涡中的18人,在被救下山后做了什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心理过程?他们怎样面对这样的舆论和谴责?12月19日,记者对话这次参与探险的领队。

 

 

 

 

侯盼

 

登黄山探险队的召集人,复旦大学2009年硕士毕业生,18人的领队。

我们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刻意去回避有一位民警为我们牺牲的事实。主观上不敢去想,不敢去谈。别人说我们一声不吱,很冷漠,我承认我和压队小唐态度有些问题。

 

 

 

“下意识希望没有人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