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者的角色不只在于理论上的探索,还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当时的国际事务发表见解,甚至有时还站在与所在国政府对立的立场上。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就有不少美国学者出来表示反对。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面对Trump有可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势头,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对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知公开表示担忧、发出批评。

一.为什么需要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

原标题: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社会角色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能起、所应起的作用或许与美国的学者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我认为是极其必要的,那就是消解中国社会中有关国际事务的非理性民族主义情绪。出于各种因素的驱动,国际政治与外交总是中国社会舆论、民间热议的议题。特别是一些与中国相关的热点议题,如南海争端、钓鱼岛问题、朝核问题,等等,总是各种媒体上的焦点,这种舆论的热度与方向甚至影响到实际中的外交决策。然而,在舆论高关注度背后有几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一是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是正常的,但动辄就上升到本国利益的高度,以及对他国利益的漠视,却不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正常逻辑。当前国际社会不是你死我活的霍布斯世界,更多的是“你活也让别人活”的竞争式洛克世界。但许多中国人的思维还停留而在霍布斯而非洛克的世界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外交事务只能是忙中添乱,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二是存在简单主义甚至反智主义倾向。一旦碰到有激烈冲突的利益问题,如南海争端,喊打的简单化声音往往更能博取舆论眼球,其他外交的、制度的、法律的手段都被弃若敝履。这背后不但有民粹的情绪,更有把复杂的国际事务简单化、反智化的倾向。对外,许多人眼中不仅是权力政治,甚至是武力政治;对内,则不惜对不赞同的人上升到卖国贼的高度加以批判。从这些方面看,中国事实上还没有从义和团乱局的教训中完全走出来。

国际关系议题不但十分大众化,而且与国家、民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这一领域的学者应该不同程度地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事实上,许多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都符合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描述,如 E. H. Carr, David Mitrany, Pitman Potter、AlfredZimmern和Hans Morgenthau。

在国际关系领域,当提到学者如何在实践领域扮演角色或发挥作用时,主要是指学者通过提供建议、参与决策甚至是通过“旋转门”直接到实务部门任职等面向政策领域的活动。特别是在智库热的当下,国际关系学者可能会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为决策服务的研究中去。但本文试图强调国际关系学者实践化的社会维度,也就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意义以及路径。面向决策者的智囊角色和面向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是国际关系学者实践化中的两个不同但同样重要的面向。

可见,公共知识分子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专业性。其面向社会的言论、成果必然建立在专业的理解与分析基础之上,否则就与一般舆论无异,也体现不出知识分子的特有价值。第二,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任务主要是发现、分析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必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性和独立性,而不是附和主流舆论、歌功颂德。第三,责任理性。公共知识分子及其言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公共知识分子在发言申论时必然秉持社会责任感及理性的态度,摒弃个人或其他的狭隘利益考虑,而且要远离情绪性的表达方法。相对于市场、政府而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更像是监督者,而不是反对者。

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话语中,“公知”(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似乎带有了一些贬义的色彩。但这种在各种复杂因素导致下的污名化不能玷污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本身的含义以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自古以来,知识分子的显著特性就在于其不仅拥有知识,而且与社会实践相关。孔子之所以为历代后人景仰,不仅在于其学识素养,更在于他拯救世道人心的不懈努力。在俄国人看来,知识分子不但受过汇金棋牌游戏大厅下载并从事脑力劳动,而且应该具有渊博知识、高尚道德、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

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社会角色

2020-06-25 00:00 来源:美国史教学与研究

但自近代以降,知识分子有日益学院化、专业化,“公共”光环面临褪色。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哲学家雅各比(Russell Jacoby)于1987年出版《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借“公共”两字强调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本文发表于《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2期。转自作者的新浪博客,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查阅原文。